广济县前身之寻阳县从江左流寓到大唐佛国
广济县前身之寻阳县 从江左流寓到大唐佛国文丨刘少雄
汉高帝六年（前201），设豫章郡，治南昌，领县十八，同时，设立寻阳县。根据史书记载，晋魏时期寻阳县在今鄂东地区，主要区域有蕲春、武穴【原广济县】、黄梅。根据史料分析，县治为今武穴市原广济县，原县治在武穴市梅川镇。从汉初到东晋时期，这里多次成为江州乃至东晋南朝的文化政治中心。甚至到了唐朝，一跃成为大唐佛国。从寻阳县到广济县，从江左流寓到大唐佛国，是什么机缘造就了寻阳县如此辉煌成就呢，笔人认为可以从三国以来，战乱频繁，流民失所，造成文人士族寄居寻阳的事实说起。
三国时期，因中原战乱流寓荆州的名士就有颍川郡徐庶、石韬，汝南郡孟建，博陵郡崔钧等。以庞德公为中心，在其周围有司马徽、庞统、诸葛亮、徐庶、石韬、孟建等人，形成荆州在野名士集团。他们与刘表集团疏离，不乐仕进，主要活动在襄阳向北到南阳邓县一带。永嘉后，南阳一带也遭到很大的破坏，南阳许多家族就近南迁到江陵一带避难，南阳士人包括隐逸名士也应跟随迁往江陵地区。但江陵在南北朝对峙时期也属于争夺的战略要冲，也很不安全，因此一些家族沿江东南下即到江州。如慧远即是随道安先到襄阳，再到荆州上明，最后到庐山的。南阳宗氏家族也是先迁至江陵，后来宗炳为了追随慧远法师，从荆州来到庐山。如果这批南阳移民再东迁，即到达东晋南朝的政治核心区建康，但以他们的社会阶层和地位，这是东晋上层统治者所不允许的，就像当时东线移民，许多流民帅被阻止过江，只能居于江淮之间一样，于是，这些南阳隐士家族也就滞留于江州了。
东晋时，范宁陈时政曰:“昔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自尔渐久，人安其业，丘垄坟柏，皆以成行。【宋书】记载，江州刺史，晋惠帝元康元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庾翼又治豫章，寻还寻阳。。。。寻阳太守，寻阳本县名，因水名县，水南注江。二汉属庐江，吴立蕲春郡，寻阳县属焉。晋武帝太康元年，省蕲春郡，以寻阳属武昌，改蕲春之安丰为高陵及邾县，皆属武昌。二年，以武昌之寻阳复属庐江郡。惠帝永兴元年，分庐江、武昌立寻阳郡。寻阳县后省。领县三，户二千七百二十，口一万六千八。江左流民寓寻阳，侨立安丰、松滋二郡，遥隶扬州，安帝省为松滋县。寻阳又有弘农县流寓。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松滋。【南齐书】记载，江州，镇寻阳，中流衿带。庾亮领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荆、江为本，校二州户口，虽相去机事，实觉过半，江州实为根本。临终表江州宜治寻阳，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阳二郡，治湓城，接近东江诸郡，往来便易。其后庾翼又还豫章。义熙后，还寻阳。何无忌表“竟陵去治辽远，去江陵正三百里，荆州所立绥安郡民户，参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资此郡助江滨戍防，以竟陵还荆州。又司州弘农、扬州松滋二郡，寄寻阳，人民杂居，宜并见督”。
关于江州的流民，谭其骧的《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中讲到江西人口的迁徙时说：永嘉之乱进入江西的流民极少，主要分布在寻阳郡。因此，在寻阳郡内先后设置了西阳郡、新蔡郡、安丰郡、松滋郡、弘农郡、太原郡等6个侨郡。江州虽然在永嘉年间移民很少，但在后来的社会动荡和战乱中也有不少的移民先后迁移到这里。如，东晋成帝时的苏峻之乱，“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这说明流寓江州寻阳的移民数量很多。他们的到来为江州的文化带来了巨大能量。
晋宋时期，流寓江州的翟氏、宗氏、张氏等南阳文人家族群体和汉末东吴占籍江州的陶氏、孟氏、周氏等家族群体互相交游，互结姻亲。他们大多擅长学术著述和文学创作，与群体个性和人生旨趣相适应，其诗文多以山水田园为主，风格偏向质朴平易，淳古澹泊，追求一种天然的“野趣”，构成了江州独特的文化和精神氛围。晋宋时期，江州集聚了一批隐逸之士，豫章有范宣、雷次宗，武昌有孟陋、郭翻，寻阳隐逸之风更著，《寻阳记》载：“其山川明净，风泽清旷，气爽节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继响窟岩，龙潜凤采之贤，往者忘归矣。”著名隐士有“翟家四世”，“寻阳三隐”以及周子南等。他们疏离于上层政治，耿介孤傲，归隐于山林，追求回归自然的生活情趣，由此而形成江州地区的隐逸文士群体。他们多倾向隐逸不仕，淡泊名利，高尚其志，隐逸不仕，乃至躬耕自食。
东晋时，陈留(今河南开封)范宣和南阳顺阳(今河南南阳县)范宁先后在江州传授儒学，为当地培养了不少儒学之士。谯国戴逵等人极为崇仰，远道而来投至范宣门下，以至于“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范宣志节高尚，少尚隐遁，终生不仕，虽家贫而多次拒绝地方长官的馈赠。故史臣评其“乐道安贫，弘风阐教”，为“通儒之高尚者也”。南阳顺阳范宁，史称其“儒博通综”。太元十四年(389)，遭佞臣王国宝与琅邪王司马道子排斥，出为豫章太守。范宁在郡大兴学校，远近慕名而来求学者有千余人。郡中四姓子弟亦被范宁送入学校，学习《五经》。范宁在豫章办出如此大规模的学校，盛况前所未有。在“二范”引领下，江州崇尚儒学者翕然从风，江州遂成为东晋南朝传播儒学的重镇，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儒学人才。如，周续之就是范宁在郡学培养的优秀学生，《南史·周续之传》载：“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五纬》，号曰‘十经’，名冠同门。”义熙十二年(416)，刺史檀韶请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校雠。这件事可看作是继“二范”之后，儒学在江州的进一步振兴。陶渊明曾为此作诗《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陶渊明青少年时代和周续之一样，也深受江州儒学之风的影响，他后来所写的诗歌如“少年罕人事，好游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等即是例证。
除了儒学外，佛教在江州也很盛行。主要以著名高僧慧远法师为代表。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人(今山西宁武附近)。东晋太元六年(381)，慧远准备往罗浮山(今广东境内)静修弘教，路经寻阳，见庐山峰林闲旷秀逸，正是修行的好处所，即定居于此，建精舍龙泉寺，领众修道。东晋元兴元年(402)，慧远主持东林寺，在大师德行感召下，道风日盛，四方名僧雅士望风遥集。名僧主要有慧永、慧持、道生、昙顺、僧睿、昙恒、道昞、昙诜、道敬、佛驮耶舍、佛驮跋陀罗等人，名儒有刘程之、周续之、张野、张诠、宗炳、雷次宗等人，结社念佛。此时，还有江州刺史王凝之在太元十六年(391)集僧徒八十人，于浔阳精舍，翻译佛经。一时形成江州佛学兴盛的局面。
由于移民的参与和引领，晋宋时的江州文化生态，是儒学、佛教和隐逸三派并存。三者非但没有排斥和对抗，反而有很多交流和融合。在当时时代战乱纷扰的背景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蓬勃发展的势头。
北周大象元年（579年），在原汉立寻阳县江北平原约800平方公里面积基础上，又分原汉立蕲春县部分面积约600平方公里，以刘宋末100多年来省入建昌郡安宁县之昌国郡永宁县流民，和置曲陵之永宁左郡流民，设立新永宁县，县域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寻阳置永宁县（治所梅川）。隋废，并入蕲春县。唐武德四年（621年），复置永宁县。唐天宝元年（742年），因与河南永宁县和江南东道永宁县同名，乃取佛教语“广施佛法，普济众生”之意改名广济县。从此广济县名一喊千多年至今。早在东晋寻阳郡时，净土宗慧远就将佛教传入广济，隋唐时期，在梅川出生的司马道信，7岁从僧学法，14岁跟从禅宗三祖僧粲学法，后继承衣钵，成为禅宗四祖，他曾带着弟子弘忍在广济幽居寺、横岗山等地传经讲法。道信提倡“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建立固定的传授禅法的道场，结束了自达摩大师以来居无定所、行无定处的游化学修局面。在禅法思想上，形成了戒行与禅修结合、楞伽与般若诸经相融、知解与践行相扶、渐修与顿悟相连、坐禅与作务并举的禅风、禅理和禅法，从而把禅宗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道信大师将袈裟传给五祖弘忍后，到了南京牛头山同法融一道切磋修禅，并允许法融自成一家弘扬佛法，此举彪炳千秋。期间，著名僧人还有头陀祖师、大德禅师、存英和尚、惠普和尚等，并吸引了唐僧存奘和尚（俗名蒋祖）远游暹罗（泰国）后，来到广济建大藏寺居之。广济县志记载，唐代时期，广济寺庙大兴，香火盛极一时，被人称为佛国。从历史上看，一个王朝能够给一个地方赋予这样的一个县名，体现了佛教在那个王朝时代的地位，更反映了这个地方在弘扬佛教文化及救度众生方面的杰出贡献和影响。
佛家有言，善有善报，有收留流民之德，故而有佛国之名禅宗祖庭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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