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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青年同志会常务干事、民国志士、广济贤达干国勋 文丨周勇 干国勋字西阶，1908年10月28出生于湖北省广济县砌石矶清水庵村，现武穴市余川镇干仕村蔡家垅垸。 此地环境清幽，风景宜人，人杰地灵堪称观光胜地，佛风鼎盛，文风灿然，民风淳朴。祖父干坤全经商，其父干士品毕生以农为业，兄弟姊妹十一人，他排行老九。母苏孺人，持家勤俭，教子有方，处乡党邻里，和谐无间，誉为模范农家。 其父好胜心极强，希望子能出人头地，将七岁的干国勋送到经馆启蒙。其小时颖异过人，领悟及记忆力特强，三字经、论语、大学等经典、皆能背诵无误，师及邻右，均甚惊异，视为神童。 广济县本是开埠较早之地，西风东渐使其开化程序领风气之先，所以在民国期间的政治舞台上，出现那么多的风云广济人士，无不与教育兴废有关系。民国初年废除科举，创办学校如雨后春笋，全县设立了四所中学，其名为南山中学，永西农业中学，大金中学以及刊江中学，考虑地理便利因素，他于永西农中就读，校长胡朗元先生以其课业超群，又有高尚志节，频频予以奖励。当其毕业之时，湖北正由直系军阀萧耀南（黄冈人氏）所盘踞，军纪荡然。一群军阀走卒来到县城梅川，见一小贩担着箩筐青椒沿街叫卖，无故以飞腿将小贩箩筐踢翻，再举手予以殴辱，当他目击此情，义愤填膺。即发誓愿，献身革命、铲除军阀、打倒军阀的决心。于是决定投笔从戎，于1925年远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第五期。 若干年后，他曾撰文忆述南下广州投笔从戎的心路历程： 民国九年（1920)，我十三岁，农历八月十四日清晨，我姐夫陈金宝肩挑两篓山药，到广济县城去卖，我跟随其后，一进东门走在石块铺砌不平的街道上，前面有一个担着细小青辣椒叫卖的小贩，看样子也是刚才从乡下来的，被一位迎面而来的阿兵哥，飞起一脚将箩筐踢翻，青椒遍落路面石隙；阿兵哥大骂，举手向小贩头部掴去。小贩连喊：老总，饶命！街坊铺面、路人神情紧张，有为那小贩求情，并斥责其不应该挡着老总的路，一场暴行，始告平息。
那时湖北各县农村老百姓，只要望见有穿灰色军服的阿兵哥，就没命地逃匿；为的是那些军人之中的大多数，皆视人民如奴隶，抢掠财物，强暴妇女，没有人管。北京ZF为军阀操纵，出了两个满想以武力统一的头子，一个是段祺瑞，一个是吴佩孚，他们对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长江富庶的省份都极有兴趣，总想把他们亲信的爪牙，什么师长之类派来这些省份当督军。在孙中山先生革命建国愿望遭受了挫败之后，这些帝制余孽，封建渣滓，既没有高度的政治理想，自然更无所谓法度了，只是依赖枪杆抢地盘、鱼肉人民、扩充实力，因而便形成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局面，我就是在这样局面之下，逼着往广东跑的。 民国十三年，我十七岁，在县立农科中学肄业，国文教员饶端士出了一道——“春秋无义战，今日奉直战争，陈义若何，试申论之”的作文题目。我那时还不晓得什么三民主义？只是对那个阿兵哥打卖辣椒小贩，和一般乡人畏军人如蛇蝎的刺激，中心藏之，无日忘之，便就题发挥，痛诋了那些无法无天的军人一顿。说他们还有什么人民，还有什么民国，无人民和无民国之军人的战争，自然谈不上义战，至于“直以曹锟贿选当总统，违反了临时约法，故必杀无赦”，“奉以张作霖占据东三省，反抗中央，故必杀无赦”都不过是为了地盘，借题兴兵而已。我那篇作文被打了九十五分，评语是“义正词严”，国文教员饶端士是革命党，跟居正先生参加过讨袁运动。 民国十四年，上海发生了五三惨案，中国工人和学生多人被日、英厂主与水兵巡捕杀害，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罢课罢工，武汉迅起响应，广济是时有普通中学两所，农、商、教会中学各一，合共有五所中学，在湖北各县，甚至长江各省所属县份，是中学最多的一县，因此也得风气之先，即起响应。各校学生皆开会罢课三天，以十人左右为一组，持旗帜带着油印的传单，下乡宣传反英、反日。把我们平日读历史和地理课本上，所载自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对中国割地赔款诸侵略情形，对民众大事宣传。不久放暑假了，从武汉回来的学生口中，知道居正在开办学生队，训练学生军，樊钟秀在临颍办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我乃怦然心动，与同学有志者数人往返商量从军，决定后，报告父亲，他不同意，并说：现在兵荒马乱，除了亡命之徒外，规矩人家的子弟，是不当军人的。我说：现在读洋学，学膳杂费、书籍费等，是以银圆计算，一年两个学期，需数十百圆，我心实不忍将父亲日抹黄汗的钱花在读书上，往后这些费用，是会不断的增高，父亲一年耕种辛苦的钱，是不够的，我不辍学，就须举债，别人说：居正和樊钟秀所办的军校，都不要钱，并供伙食服装，毕了业即派往军中做事，儿多年以来，看到父亲被一些坏人欺负，简直暗无天日，又看到一般老百姓，被那些北方军人欺负，简直是土匪强盗，数十年来英国和日本人，要了我们的许多好土地及千百万两的白银还不说，并且时常杀中国人，为了免除父亲愁我的学费，为了洗雪家仇国耻，我已决心外出进军事学校，并有五六人同行，务请父亲同意，为儿筹旅费十五元。老人家见我意志坚决，言之有理，遂勉强同意，多方张罗旅费，使我得以成行。
十四年八月初与胡维汉、崔杰勋、舒光明、周继武等，由武穴乘轮船经汉口，搭上京汉火车向郑州进发，为了节省，买的是四等车票，那是有盖无座的铁皮车，男女老幼士兵，东倒西歪坐得满满的，车行一日到深夜一时余，已是河南信阳、明港地方，忽有一捆横皮带挂刺刀的兵，说他失掉了钱，气势汹汹的搜查旅客，将崔杰勋同学悬在腰间白皮带里的十三枚银圆，完全抢去，这是由于崔君在深夜时靠着车皮悠悠睡去，十余枚银圆藏在布袋里凸出腹部，露了白，才招致抢劫。崔君当然死命挣扎，而那个兵左手拔刀，右手猛掴崔君，车上顿形紧张，惟都噤若寒蝉，我们四人以车上散兵人多，深恐不敌，仅护着崔君，俟到临颍站我们就不顾一切，将那个兵拉到站房，由车站上哨兵将那个兵与崔君一同带走，我们车票是买到郑州的，乃由年长的胡、舒两人陪着崔君，我与周君仍继续行程，崔、胡、舒三君因居临颍数日，前行旅费不足，遂折返广济，而投考军校目的就牺牲了。 我到开封后，住在黄大王庙街的“青云客栈”，客房三角钱一天，连饭每日约七角上下，居正办的学生队考期过了，广东黄埔军校适在这里公开招生，主任委员是邹效公将军，保定出身，江苏吴县人，这时河南督军是岳维峻，与国民党有默契，故居正、张继等均在彼间公开活动，张群且任河南JC厅长，其他各省均不能公开招生，我们的试场是中州大学，分身体检査、笔试、口试三种，第一二两次各录取千余人，给予录取证明书，发旅费二十五元，个别秘密前往广东黄埔本部报到，关于行程注意之点，如经过王占元、孙传芳防地，应如何隐藏身份等，邹效公将军曾对我们详加说明，但我系初次出门，他那吴侬官话，我仅听懂了十分之一二。 大概是农历九月初，由开封回到家里，父兄姐姐们都非常欢喜，我告以即须去广东，他们又有忧色，胡、崔、舒三同学也来看我，我对他们说：我到后看情形，当来信告你们，希望有以助君等达到从军报国之志愿，我们有生之年，须消灭这些土匪军队。我又去农科中学向教职员和同学们辞行，校长胡朗元先生极力阻止我说：广东现在有共产党，全国人都反对。我说：广东现在是孙中山先生创造的国民党当道，主张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是很合乎救国救民需要的，我愿前往为求真正的中华民国的自由平等而奋斗，不愿在这专门鱼肉人民的乌烟瘴气环境里偷生。胡先生阻我是好意，唯他出身科举贡生，对孙中山先生之革命建国主张，不甚了解，平时对我爱护备至，故有此劝阻。 干姓在中国各省甚少，但在广济则为大户，族中为奖励子孙读书，按新学制，凡小学、中学、大学学生每学年，都有奖学金若干，族中豪劣，以我父亲系山野农夫，借口学农科的，将来没有发展——意指不能做官，不在奖励之内，不发我的奖学金，别姓人士都为我抱不平，但我父势孤无力，只有忍受，此次看到我考取了军校，那些豪劣态度立变，集议除补发我在农科学校中的两年奖学金之外，并拟一次按进北京大学例，发给我三年奖学金，父亲为此特召我及二哥商量，他老人家的意思，以过去之争取这奖学金，实在是因为家境困难，学费和买书费不够，不意他们仗势歧视，迭施侮辱，现在去广东进军校，路费有了，其他一切费用既概由学校供给，这钱我们不要了，请他们帮助别家穷困子弟读书，父亲的话平允仁恕，我们兄弟俩当然同意。
由广济去广东，要到武穴坐长江轮船经上海转，父亲特就广济出产的大豆——较黄豆大一倍，炒熟煮软加些辣椒，做了一罐路菜，非常营养可口，由我仲兄挑着一只箱子和一卷棉被，送我到武穴候船，临行父亲含着泪水对我说：你此后一切都须自己做主，惟断不可沾上鸦片烟。盖是时政治腐败，多数公务人员及地方士绅，皆有此嗜好，其败德坏品，往往是形成恶势力的因素。故他对我有此叮嘱，在武穴邀到郭典威君同行，他大我四岁，有出远门经验，可以得其照拂，由武穴到上海买的三等票，各耗银三元多，仲兄与我在江边分别，上海候船二日，住的是十六铺“浙江旅馆”，曾逛大世界、先施公司，一个有生以来尚未见过电灯的山野孩子，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花了近五元买到去广州的船票，那只船约三千吨，行驶到大海中颠簸不已，使我头晕大吐，不能进食物，这时是农历十月底，长江一带须穿棉袄，而广东尚如初秋，使我有天地变色之感，船进珠江，水渐呈黄色，过鱼珠炮台，即抛锚停船，那里已是黄埔江面，有六七人下船，均是来进军校的，黄埔军校大门前，有木搭的码头伸进江里，我们一行提箱携被迳至门卫处停下，向一名排长似的卫兵司令，出示录取证明书后，即被带往校值星官室，缴呈证件登记，取得该值星官从校本部领到入伍的证件，并交出所有的私人行李后，即往校本部右侧大操场那端，曾家祠入伍生第一团三连报到。 1926北伐，他从宣传员干起，任排、连长、营政治指导员。英勇无比地参加汀泗桥、汉口、南昌、龙潭、上海诸战役。 1927年进行国民党清党运动时，其时正20岁便被委任为江苏吴县县长，可谓才干早已脱颖而出。（广济另一位青年才俊张导民1935年也曾出任过湖北汉阳县县长，但其时已25岁了）干国勋后又选调至入军校军官团深造，旋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户山学校，日本明治大学政经系。“九一八”事变发生，愤敌侵侮，毅然返国。参与滕杰等商讨雪耻御侮之计，并在蒋的亲自领导下，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由滕杰、贺衷寒、邓文仪、桂永清、萧赞育、郑介民、邱开基、黄仲翔、蔡劲军、韩文焕、彭孟缉、戴笠等四十余人共同发起，干国勋便是主要发起人之一。
其时任力行社干事，及二级组织—革命青年同志会常务干事兼组织处长，又曾任力行社检察会常务检察。及其他若干外围组织负责人。 力行社当时宗旨以复兴民族为目标，从四大运动着手：一、国民军训运动。二、新生活运动。三、劳动服务运动。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既使国家得到必要的改造，同时，又着力于瓦解军阀割据。促进国家之实质的统一，而为八年抗战奠定胜利的基础。 他并且为民族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尽力支援东亚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1932年春，由滕杰推荐其担任援韩军事顾问团团长。协助设立干部训练班训练韩国复国志士，对于韩国独立运动之开展，功不可没。援助韩国志士革命复国。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满清ZF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韩国就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占据。韩国革命志士安重根和尹奉吉先后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白川义则大将，只不过表示韩国人痛恨日本而已，无补于复国运动。国父孙中山先生发表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主张，韩国的复国运动和中国的革命，已连在一起。黄埔军校成立，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都有韩国青年参加受训，以培养复国干部。 九一八以后，中国援助韩国复国工作，更为积极，当时韩国复国独立运动，有两大势力，一为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在中国组织有韩国临时ZF，由陈果夫先生主持对其援助的工作，萧铮负实际责任。一为崔林（陈国斌、金若山、金元凤）、杨俭（姜人寿）、权睃（权武山、张树华）等黄埔学生领导的“韩国义烈团”，由力行社予以大力支持，干国勋负实际援助责任。 韩国义烈团构成分子，比较年轻，崔林、杨俭和滕杰是黄埔第四期第一团第五连同连同学。他们组织了义烈团，以为复国基础，请求滕杰予以支援，滕交干国勋负责和崔研究。崔主张办一革命训练班，以训练义烈团的干部和韩国的有志青年。
崔林拟定计划和预算书，经民族运动委员会通过，送交滕杰，由力行社干事会通过，经领袖核准，立刻付诸实施。以月租三十元租定李陵卫“集应神庙”以为班址。训练班的人事和训练，完全由崔林主持，干国勋除了协助他解决问题，绝不干涉，又派杨振国负责与训练班经常联络。此“朝鲜革命干部训练班”于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九月，第一期四十多人开学，二十二年（一九三三）三月毕业，派往上海、北平、天津、东北、朝鲜内地工作。所有费用，除他们自筹少部分外，都由力行社援助支付。 第二期于二十二年秋天开学，人数较多。因被日本人发现，迅速迁移班址，改设汤山温泉附近的茅山“善慈庙”，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春毕业。第三期因人数增加到一百人，善慈庙班址无法容纳，与中央军校交涉妥当，于军校设一特别班。是年冬，教育长张治中说这个班已被日本人发现，非常恐惧，要干国勋立刻搬走，于是脱离军校，仍搬回茅山训练。 协助韩国义烈团，从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开班训练干部，达三年之久，后来这个训练班归于康泽主持的星子训练班，这项援韩工作，也由康泽接办。 1932年冬，日图攻占热河、阴谋华北五省特殊化，他又临危受命被奉派为军事委员会平津热河各部队特派视察员，冰天雪地，深入漠北，宣慰演讲，振奋部队士气，每部后纷纷通电拥护中央。后又顺道视察内蒙，内蒙王公仍以清室冠带相见，执礼甚恭，乃告以现为民国时代，清制已废，足见能随时宣导民主意识。视察后，成立军委会北平分会，设立以方觉慧、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及干国勋等七人小组，阻止华北及内蒙特殊化，粉碎了日本阴谋。 1933年冬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动福建政变，他又与邱开基、戴笠、郑介民、谢静生等，参与策反与瓦解工作，遂策反其师长毛维寿、沉光汉、区寿年三人联合通电拥护中央，闽变得以迅速解平。 为配合当时国情需要，他奉命于民国1932年，开始筹备中国童子军总会，1934年正式成立。为抗日培育了一批新生的革命力量。
■干国勋民国户籍卡
其毕生对民族复兴运动，自始至终参与推行，对当时ZF做的贡献，事实俱在，件件力行与践为，感人肺腑。 力行社历史神秘，外界知者不多，且多所揣测。有诸多说法，其为法西斯、特务组织、蓝衣社者，他不能容忍被人长期被人误解，后曾不断为以亲历者撰文叙述事实真相，所写的著述后对于中国现代史之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与佐证。 他曾先后任军政治部少将主任，通信兵学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军委员少将高参，抗战时战地党政会党务组少将副组长，并代中将组长。胜利后退役。担任制宪国大代表，宪政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国民党又派他作广济县ZF向中共广济军政负责人投降的代表，并在协议上签字，后只身赴台。来台后，除任国大代表外，兼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同乡会常务理事，军校第五期联谊会总干事，中华战略学会会员。 他生性淳朴，最重信用，淡泊名利，生活简约，不喜荤腥，几同素食；生平不说假话，不做假事，不交假友。人品低下者，虽位高亦难与近，如其人诚信，则虽贩夫走卒，亦乐与交。他在撰文中曾记述回故乡催人泪下一段葬父文字： 民国十六年冬，宁、汉合作，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先生辞职，南京成立特别委员会，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亦由桂系派陶冶公担任，我乃辞职返里葬父，父柩停在堂屋正中，我一入大门，即抚棺痛哭，晚间与兄及弟商量葬父办法，余此时虽极穷困，不名一文，但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悲痛之下，拟厚葬以稍尽心愿，余乡葬之礼，亦不过于归土之前，请道士诵经七日，并接受戚友之致奠，出殡前一日，集聚来吊亲友，各手持香火灯笼火把，举行“开路”之游行而已，余虽知此等仪式属于迷信，然满腔鞠育大恩，此后实无由报答，遂决意行之，惟不请阴阳先生择日看地耳，余亲撰祭文，泣述父亲，生性忠厚勤劳，少年为人当雇农，及在江西景德镇窑上担柴卖，勤俭成家经过，并于余读书时，亲为余调理饭菜，洗涤衣服，积存学费，陪余温习四子书及其他经书至深夜，督余背诵，不至错落而后已，间尝为余讲三国、隋、唐、宋明忠义故事等，文长五千言，由中学同学胡维汉君，在丧礼一周期间，三次朗诵，亲友听者，莫不流涕，余兄弟姐妹尤每痛哭失声，“开路”之晚，持香烛火把者千人，绕行邻里一周，余之内心，旨在减少对父亲之愧疚，非敢夸耀乡里也。出殡之日，执拂者数百人，奉安于蔡家垄祖茔之阳。 当自知已患肺癌绝症，认为生死自然规律之事，很洒脱地面对生与死。1983年5月6日下午6时50分，遂告不治。 时年年届七六，已属高寿。因心怀故园，故嘱不发讣，不治丧，墓碑题曰“孙文主义信奉者干国勋之墓”。旁注“余确认孙文主义乃今日最进步之人文主义，实能发扬光大我固有之‘天下为公’‘民本政治’崇高理想。”
可见其死前对国家前途极为乐观，一生对三民主义信心与笃诚及践行。其遗嘱有：孙文主义与中国正统思想、民族复兴运动记、力行社与军统局、援韩复国回忆等二十种。大陆2014年8月由中华书局还出版其著名著作《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至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还有售卖。 其夫人宋瑜君女士，出自吴县望族，名门闺秀，温文贤淑，相夫课女，称贤内助，遗憾却是不幸于1948年冬在汉口因病逝。生有两女，长薇薇，适张，次苓苓，适廖，有外孙，外孙女四人女及两婿或从公，或任教，均克尽孝道，足慰其于九泉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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